事故——生命 敬业 孰轻孰重？
　　记者：人都是水涨船高，但据说你们拍《团长》的片酬和《士兵突击》一样，一分不涨？
　　段奕宏：涨价是每个人的心愿，谁不想涨？但还有一种情谊的东西在。希望下半部制片人不要以这种情谊为由克扣我们，哈哈。
　　记者：《团长》经历了两次重大事故，当时大家的情绪有没有受干扰？
　　段奕宏：觉得生命没保障，两个例子太活生生了。有一次康导现场发火，“都认真点，不想拍就给我回去。”那时他也到了极限。康导平时总是谈笑风生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。
　　其实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一样，我们一起喝喝闷酒、发发牢骚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怎么办？做还是不做？大家都是彻夜难眠。我们才意识到生命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夺走。我去年拍电影，从马上摔下来五六次，我的左肋骨裂，脚肿得跟馒头似的，可我仍然骑上去。我认为我牛啊，我是演员，我专业、敬业啊。可《团长》夺走的是人命，我还能这样想吗？生命和敬业，哪个重要？我们得重新想。当有安全隐患时，我们有权提出来，解决问题再拍。
　　记者：你们用多长时间把情绪调整过来？
　　段奕宏：第一次确实是意外，第二次人的因素很大，想得不够严谨、周到，第二次对剧组伤害最大。那天夜里两点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说要去给伤员献血，他只敲了我的门和旁边的门，但我们演员都去了。一到医院，全剧组的人都在那儿，特别感人。那天晚上，我、张国强、张译、邢佳栋，我们一起开了会，大家问：“做吗？”回答：“做。”那OK，我提出，明天出门不能带出低落的担忧的情绪，一定要用积极向上的情绪感染大家。大家最后捧的是什么？是主创演员，你现场的能动性、积极性，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情绪。
　　恋爱的犀牛——给自己一次翻盘
　　记者：孟京辉说过你在演《恋爱的犀牛》时“像粒子弹一样冲了出去”。
　　段奕宏：孟京辉这么说，是有参照的，因为2003年版我太不像子弹了，哈哈。我希望抛弃之前固化的模式，希望他给我一次翻盘，但2003年我做不到，即便做到，也是照猫画虎，所以走得磕磕绊绊。2004年确实不同，主要从意识观念上有改变。还是在于自己，你是否心甘情愿、彻头彻尾地放弃一些、重塑一些，不只是萌芽，还要让它生长。
　　记者：电影《桃花运》是一部喜剧片，这很不像你个人的风格。
　　段奕宏：排《恋爱的犀牛》之前，我明显知道自己表演太僵硬、太使劲，我有意识地找孟京辉去合作，他的那种游戏感、无规则感是我身上需要补给的。跟王小帅合作，他那种生活的意识流和常态的东西也是我缺乏的。轻喜剧是我一直没有碰触的风格，我选择《桃花运》，一是想通过这个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，来卸掉我在《团长》时那种心理压力和疲惫感。第二，因为马俪文( blog)，想跟她合作一把。
　　记者：人红了，诱惑多了，未来有什么规划？
　　段奕宏：我一直没认为我红。有一次记者说：“你现在红到这份儿上。”我下意识地问康导：“我红了吗？”记者就说：“我最讨厌你们这种虚伪的样子。”其实，我不是虚伪，我妈常说，“你差远了。”还是平常心吧，这可以让我再走十年。
　　本报记者 白郁虹/文 王同/摄